农耕时代的特点和趋势

尽管存在超乎寻常的文化多样性,农耕部落之间共享着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农耕时代具备潜在的一致性。这些特征包括: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构成,人口活力增强,技术创新加速,农副产品革命,灌溉,流行性疾病,权力等级,以及与非农耕民族的关系等。

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构成

所有农耕社会的根基都是村庄,是由耕种农户组成的较为稳定的社区。尽管地区与地区之间在作物品种、农耕技术和礼节仪式等方面差异巨大,但他们都受春耕秋收、夏储冬藏的农耕节奏的影响,都需要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协同合作,都需要处理与外部族群之间的关系。

埃及坟墓壁画上的丰收场景。本地人口压力、向新环境的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思想和物资交流,都促使农耕技术不断进步。

人口活力增强

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力,意味着农耕时代的人口增速远远超过采集狩猎时代。快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支撑着它的村庄模式和技术最终将扩展到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其他地区。现代研究显示,在农耕时代期间,世界人口由1万年前的600万增长到1750年现代社会初期的7.7亿。虽然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地区和年代差异,但基本可以得出每年约0.05%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以这种增速,人口每1 400年会翻一番。我们可以把这种速度和采集狩猎时代每8 000年至9 000年翻一番的速度,以及现代社会约85年翻一番的速度做一下对比。

技术创新加速

本地人口压力、向新环境的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思想和贸易交流,都促使农耕技术不断进步。大多数技术突破来源于针对特定作物的细微调整和改变,如确定播种的时间或者选择更好的品种。但总体来说,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依赖于各种环境下全面的技术创新。实行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者用火焚烧森林,清理出空地,并在森林燃烧留下的灰烬上种植作物。几年以后,当土壤的营养物质耗尽,他们又会迁往别处。在山区,农耕者们学会了如何开发坡地,他们会建造形似台阶的梯田。

农副产品革命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对非洲——亚欧大陆世界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将这些变化称为“农副产品革命”。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开始,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使非洲——亚欧大陆区域的农耕者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大型牲畜的农副产品——那些无须屠宰牲畜就可以利用的产品。农副产品包括纤维、奶、用作肥料的牲畜粪便以及用于耕田犁地、运输人员和物资的牵引动力等。

在干旱贫瘠的地区,如亚欧大陆的无树草原、亚洲西南部的沙漠、东非大草原等,农副产品革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畜牧业,这是一种所有部落成员都依靠他们饲养的牲畜生活的模式。和农耕时代典型的种植部落不同,畜牧生产者通常是游牧式的,因为在畜牧业兴盛起来的干旱草原,牲畜须在各处草场时时迁移,以确保它们有足够的草料。

农副产品革命

正如下面来自牛津大学网站的引文所述,“农副产品革命”是一种仍需用6 000多年前的远古文物不断检验的理论。

牛津大学考古学系教授、阿什莫林博物馆欧洲史前文物部主任安德鲁·谢拉特首先提出,除了肉食,人类可能并未利用第一批驯化动物的农副产品(如奶、羊毛、鬃毛和牵引动力),而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挤奶和其他动物农副产品的开发才成为史前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经济转型有助于推动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游牧部落的诞生,地中海农耕经济的产生,以及复杂的国家层面的社会出现等。

牛津大学黎凡特考古实验室向研究机构提供了出土于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公元前4500—前4000年的陶制器皿碎片,检测其中是否含有奶液残留,用以测试谢拉特提出的“农副产品革命”假说。这些样品如今正在理查德·埃弗谢德(Richard Evershed)教授位于布里斯托大学的生化研究中心接受检测。

来源:牛津大学希伯来及犹太研究中心(2004),2007年5月18日检索来自:http://www.ochjs.ac.uk/Levantine.html

尽管如此,农副产品革命的主要影响还是集中在种植区,在那里,马、骆驼和牛已经开始用于耕种土地以及运输人员和物资。美洲驼的驯化,意味着南美洲也发生过农副产品革命,但革命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于非洲——亚欧大陆地区,因为美洲大多数有可能被驯化的动物在采集狩猎时代消失殆尽。

非洲——亚欧大陆历史和美洲历史之间的许多重要的差异,可能最终会归结于这个关键技术的不同。

灌溉

被统称为“灌溉”的水利管理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更大。懂得灌溉的农民将小股水流导引到自家田地;他们会用泥土或废渣填充沼泽,铺垫新的土地;他们还修建运河网络和堤坝,服务于整个地区。

在非洲——亚欧大陆、南北美洲甚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各岛屿,人们都已开始某种形式的灌溉。灌溉技术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土壤肥沃但气候干旱的地区,如分布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南亚次大陆北部和中国华北地区等地的冲积平原,以及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低洼地带。在上述地区,灌溉型农业十分高产,随之带来了迅猛的人口增长。

随着农业生产力越来越高,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它已经能够支撑规模更大、人口更稠密、相互联系更紧密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由于人口压力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持续稳定的创新活动在许多领域不断涌现:建筑、战争武器、信息记载、交通、商业、科学和艺术等。

反过来,这些创新活动又刺激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农耕时代的变革比采集狩猎时代更加迅速。

尽管如此,创新活动仍然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种滞后可以解释为何从时代甚至世纪的宏观层面来看,所有的农耕社会都无法逃脱先扩张后消亡的历史怪圈,这种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类社会发展向前的大体趋势。此外,这种循环也造就了更加显而易见的历史发展模式:政治的起伏、商业的成败、文化的兴衰等。这些都是让历史学家十分着迷的话题。

这种兴衰交替的模式被称为“马尔萨斯周期律”,这是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名字命名的,他坚称人口会比食物供给增长得更快,从而引发饥荒和突然的经济衰退。

流行性疾病

由于流行性疾病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人口增速可能被减缓。采集狩猎部落基本上没有流行性疾病,因为他们规模小且流动性强,而农耕社会却为病原体(致病媒介)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

与牲畜的密切接触使病原体有机会从动物转移到人体,垃圾的不断积累为疾病的滋生和害虫的繁殖提供了温床,而人口众多的社群则为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准备了大量潜在的受害者。于是,由于人口增长和部落间交流急剧增加,疾病在地区间的传播越发畅通无阻。就像人类搭上了驯化动物这辆快车,各种疾病也开始搭上人类这辆快车。疾病的影响,通常是从灾难性的流行性疾病暴发开始,随后经历一系列病理弱化的过程,最终在多地民众的免疫系统适应了新型疾病后,以灾难性爆发的日趋减少结束。

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的那样,非洲——亚欧大陆世界区域内广泛的流行病交换,使这一地区的人口形成了足以应对大量疾病的免疫力,而其他世界区域的人口在这些疾病面前仍十分脆弱。跨越亚欧的疾病交流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公元元年后的第一个一千年里,人口增长缓慢——因为这些流行性疾病曾多次爆发。它也可以解释为何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疾病交流的灾难性后果主要出现在非洲——亚欧大陆以外的地区。毕竟,非洲——亚欧大陆地区的人们已经获取了足够的免疫力,能够抵御比其他世界区域的人们多得多的疾病。

权力等级

在许多热带地区,人们可以根据生活需要逐步收获根茎类作物。然而在谷物种植区,如亚洲西南部、中美洲以及中国,作物成熟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这样一来,所有的庄稼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并储存。因此,谷物种植使得人们能够积累和储存大量剩余的粮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佛兰德斯的图尔奈,人们正在埋葬感染黑死病的死者。农耕社会为病菌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

随着种植谷物的农民人口翻倍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储存的剩余粮食越来越多。为了争夺对不断增加的宝贵余粮的控制权,冲突时有发生,这就导致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公,形成了新的权力体系。

剩余粮食的增加使人类社会第一次有能力养活大量的非农业生产者,他们都拥有专业技能,如牧师、陶工、建筑工人、军人或艺术家。这些人都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用他们各自的产品或服务换取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随着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开始交换物资与服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分工。伴随着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家庭与家庭、社会群落与社会群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联系个人与社会间的职责和依赖关系的网络也越发紧密。

最终,剩余粮食逐步增长到足以支撑各种精英团体的程度。这些精英团体要么通过交换物资和服务,要么通过武力威胁,得以操控和管理他人生产的物资。农民开发自然环境,一些团体专门剥削农民,而这些团体又受上层集团剥削,如此这般,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等级结构。威廉·麦克尼尔将这些精英团体称之为“宏观寄生虫”(macroparasites),而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称其为“纳贡者”(tribute takers)。

与非农耕民族的关系

最后,农耕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即农耕社群和其他类型社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整个农耕时代,居住在主要农业区之外的放牧者和采集狩猎者仍持续地对农耕社群施加影响:他们在农耕区之间运输物资,向农耕区引介新技术(例如与畜牧业有关的相应技术——从改进后的马鞍到更加先进的武器),进行商品贸易(如皮毛、象牙或羽毛)。

思想实验

职业测试有助于将多种职业选择压缩至契合个人特点和兴趣的少数几个。这种测试对学生非常有价值,且十分有助于长远目标的实现。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干同样的工作,现代社会该如何运作?然后想想这唯一的工作最有可能是哪种职业?

城市出现之前的早期农业社会

公元前8000—前3000年

早期农业社会是指农耕部落业已存在,但尚未出现大型城市和国家的时期。在非洲——亚欧大陆地区,这一时期从约公元前8000年一直延续至约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延续至第一批城市出现的时期;在美洲,这一时期开始时间稍晚,但持续时间更长;在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地区,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

村庄组成的世界

在早期农耕时代,村庄是地球上最大、最常见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是人口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今天的世界,无论从人口、技术、文化还是政治方面来看,村庄已经被边缘化,而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村庄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梯田

在东南亚各国(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山间蜿蜒盘旋的梯田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异景,也是游客必到的景点,其中一些梯田已耕种了2 000多年。以下描述菲律宾北部伊富高(Ifugao)部落的选文显示,修筑梯田可能比看上去复杂得多。

“开荒地”(Habal,坡地、甘薯地、烧荒开垦地)。在坡地上开垦,通常沿等高线修筑(尤其适合种植甘薯)。其他旱地高山作物(包括芋头、山药、树薯、玉米、小米、绿豆、木豆等,但是不包括海拔600—700米以下种植的水稻)也可以在坡地上合理地间作套种。通常在连续几年正常的耕作周期下,间作套种的作物彼此界线分明。

“屋舍梯田”(Lattan,定居点、村庄梯田、居住地)。水平梯田,土地表层光滑或有垫层,但并未耕作;主要用作房屋或谷仓的庭院,用于晾晒谷物等。各自分散独立,筑有篱笆、围墙等,各有其主。

“排干田”(Qilid,排干梯田、垄田)。水平梯田,土地表面平整,表层经过耕作或挖有沟渠(通常沿等高线修筑),便于种植旱地作物,如甘薯和豆类。排干田虽属私人所有,但这种暂时的排干状态只会延续很短几年,便会回到更加持久稳定的梯田使用状态。

“池塘田”(Payo,筑堤梯田、稻米梯田)。农田平整,筑有堤坝,以保持土地有浅水淹没,为湿地作物(如稻米、芋头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创造条件。这种田地属私有财产,田地间有石制标记,是价值最高的土地形式。

来源:康克林·H·C(1967—68),伊富高民族研究面面观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actions, ser. 2, 30, 107-108

在早期农耕时代,大多数村庄都在进行人类学家称之为“园艺种植”的农业活动。这些活动主要依赖人力(如果对比现代社会,主要是女性人力),而他们的主要劳作工具则是各种各样用于挖掘的木棍。当然,这些村落也进行了不少具有先锋性的创新活动,如改进灌溉和修筑梯田,最终使人口更多的农耕社群得以出现。于是,村庄便成为千百年来农耕社会人口和地域扩张的主要原因。

等级制度的出现

在早期农耕时代的村庄里,由于稠密的人口居住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人们开始遇到新的问题。随着部落规模的扩大,人们必须找到定义自己与邻里关系的新方法、新途径——确定谁有资格管理库存资源、谁掌控司法、谁组织战事、谁管控贸易和宗教信仰等。

随着专业化的范围扩大,农耕部落还必须找出一套调控人与人之间交流和冲突的办法,因为此时人们的利益和需求已经逐渐多样化。小型采集狩猎部落原本只需要基于血缘的家族式规则,现在却必须用更加复杂的规则加以补充,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因为此时人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短促,且呈现出匿名化、非个性化的特点。此外,涉及整个部落的大型计划,如修建寺庙、挖掘运河、准备战事等,也需要有新型的领导团体。

考古学证据显示,所有这些由人口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导致的社会压力最终造就了制度化的政治、经济等级。在这种制度下,富有的统治者、牧师和商人位于社会顶层,而贫穷的奴隶、流浪者则处在底层。考古学家怀疑,只要同一社群中墓穴或住所出现大小不一的情况,就意味着等级制度已经出现。当发现夭折儿童的墓穴格外奢华时,我们便几乎可以确认新兴的等级制度是可以继承的,父母可以将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女。当纪念性建筑出现时,如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雕像或是巨石组成的圆圈(像英国的巨石阵),我们便可以确信,此时的社群首领已经有足够权力可以组织并协调成百上千的劳动力。

早期妇女地位的限制

性别等级可能是最早的制度化等级之一。当家庭成员和外部成员建立起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势必会受到新规则、新系统的影响,并拥有新的期望。日益加深的劳动分工也在家庭和村庄以外创造了新的机会。

然而,在一个每户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依赖尽可能多生养子女的世界,女性通常没有多少机会承担更加专业化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一些学者指出,上述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男性更容易在刚刚出现的等级制度中占据高位。战事可能也改变了性别关系:随着人口增长,部落间竞争加剧,男性开始垄断暴力组织。

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楔形文字泥板,上面记录了大麦和麦芽交易的信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最初是为了记账之用。

巴比伦世界地图是已知最早的世界地图,它反映了文明诞生时,人们对当时世界的认识。地图刻在一块泥板上,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的楔形文字,讲述了巴比伦帝国“荒废的城市”。位于下部的最显眼的圆点,代表着当时世界的中心——巴比伦城,幼发拉底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城市四周环绕着“盐海”,更远处呈辐射状的三角形图案,则代表了“遥远的未知之地”。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男性在村庄以外权力构建中的压倒性优势重塑了村庄和家庭内部的关系和观念。基于其在家庭外部逐步显现的权力构建中的地位,男性开始出现天生的优越感,而女性则越发受到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与男性关系的束缚。即便能在家庭以外赚钱养家的女性,也仍然在家务活动中受到上述关系的制约。在家庭内部,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确保了男性、女性需要继续协同合作。家庭内部这种亲密关系的构建主要依靠个人素质和性别差异。尽管如此,在家庭之外,一种由文化期望和权力关系交错而成的强大网络还是出现了,我们称其为“父权制度”。

领导者和领导力

随着本地社群被纳入更加广泛的交流网络,权力等级也塑造了其他关系。在这些更加宽广的交流网络中,传统的亲缘关系思维不再奏效。家族宗谱也开始穿上了半虚构式的外衣,整个社群都声称他们源自共同的、通常带有神秘色彩的祖先。这种家族宗谱观念催生出新型的等级制度,即通过判定与创始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为后代划分等级。

血缘亲近的后代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此时,贵族便开始出现了。尽管如此,当民众选择领导者时,能力和出身有同等的分量。当出身高贵的人缺乏领导才干时,那些拥有更多才能,以神灵的抚慰者、捍卫者和调停者身份出现的人,便常常被人们选作领导者,去辅佐或替换那些出身高贵的无能者。最简单的领导方式源于社群的需求,因此领导者主要需要依赖民众的首肯。这种首肯使早期的权力结构十分脆弱,因为一旦领导者未能完成民众期冀的任务,他们的权力便会迅速蒸发。

尽管如此,随着社群扩大,领导者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匀出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供养职业执法人员或早期军队。通过这种方式,领导者至少可以胁迫由其统治的部分民众,帮助其用武力威胁控制劳动力,并聚合更多的资源。

尽管考古学证据和人类学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特定社群此类过程逐步清晰显现的暗示,但是我们基本上已无法得知这些过程的细节。这些过程为更加强大的政治组织(我们称之为“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国家的出现和大型、定居式社会群落(我们称之为“城市”)的产生基本是同步的。

思想实验

设想如果今天你的学校因火山爆发被掩埋,在距今1 000年后又被人挖出,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哪些线索判断出谁是学校的领导?倘若对未来的调查者来说,房间的大小可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体育教师(在体育馆中引导活动)就应该是最有权威的人;倘若书籍的数量说明问题,那么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就应该手握权力了;倘若未来的考古学家们知道支票和信用卡是什么模样,他们也许就会关注财务办公室了。

最早的城市和国家

公元前3000—前500年

对于那些将历史定义为“通过书面记载研究过去”的人们来说,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真正开始的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书面记载的资料在两大世界区域(非洲——亚欧大陆和美洲)出现了。在此之前,我们谈论的一切都只能归结为“史前”。

从世界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世界区域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非洲——亚欧大陆区域,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美洲,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在中美洲和秘鲁,但时间比非洲——亚欧大陆区域晚了两千多年。在大洋洲,城市和国家在整个农耕时代都没有出现。在太平洋地区,在距今1 000年左右,国家的萌芽在一些海岛(如汤加和夏威夷)出现了。

如果要找出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的首要原因,那一定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最早一批城市和国家正是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人口的急剧增长往往是由灌溉农业的迅速扩张带来的。人口密度的突然增长加剧了大型社群带来的协调和管控问题,使专门领导者的需求大大上升。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使领导者拥有的资源成倍增加。这解释了为何最早的城市和最早的国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

城市可以定义为“内部有复杂劳动分工的大型社区”(与此不同,村庄甚至一些早期的城镇,一般都只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的类似家庭组成,其内部财富等级有限,也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国家可以定义为一方面依赖制度化、系统化的武力强制,另一方面依赖民众许可的权力组织。

城市和国家只是一系列社会创新变革的一部分,这些变革都发生在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地区,与人类社会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日趋复杂的结构密不可分。这些创新变革包括组织专业化团体(如官员、士兵、作家),强制征税,建造标志性建筑等。

非洲——亚欧大陆和美洲

由于农业的发展进步和城市、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当我们发现城市和国家出现的最早证据均源于农业传统发达的地区时,就不会感到惊奇。考古学证据显示,最早的大到足以称之为“城市”、强到足以称之为“国家”的社群均来自连接非洲和亚欧大陆的尼罗河谷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走廊地带。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世界上最早的一些国家就出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考古学家称之为“苏美尔”的地区,以及尼罗河沿岸(今天的埃及和苏丹一带)。考古证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 000年里,城市和国家又陆续出现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至印度河谷一带和中国北方地区。

在电子时代记录新石器时代定居点

自1993年起,一个由考古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一直在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古城进行挖掘工作,这实际是重启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此地开始的考古挖掘。为了同步直播在恰塔霍裕克挖掘现场出土的9 000多年前的历史文物,团队成员丽贝卡·戴利(Rebecca Daly)在他们的网站上进行博客连载,以下是她在2004年7月28日更新的博客内容。

贝里达今天开始挖掘羊羔的墓穴,这让我俩十分激动,因为我们都怀疑里面肯定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现在出土的物品越来越多,人类遗骸实验室正开足马力,努力完成交办的每一件事情。正当他们迎头赶上时,更多的东西出现了!我们确认,贝里达现在发现了一件有趣的类似鸟骨的东西,他和来自人类遗骸实验室的洛丽都觉得这是一支笛子。这件东西的确就是笛子的造型,而且它的两端都被削掉,这暗示人们可能会利用中空的内部做某种事情。我的期望值很高,贝里达看来真能找到有趣的物件。如果这件东西真是笛子之类的东西,那就太棒了,因为这可能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乐器。整个墓穴底部和上层均撒满赭石,暗示着这是下葬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用整只羊羔做陪葬品,自然意味着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座墓葬,而且证据显示这座墓葬的主人下葬时还遵循严格的流程顺序,这使我们的推断更加可信。

来源:《恰塔霍裕克未解之谜》(2004),2007年4月8日检索

来自:http://www.catalhoyuk.com/history.html

乌尔帝国建基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那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国家的发源地。乌尔城是乌尔帝国的都城,“乌尔的旗帜”出土于乌尔城的皇室墓穴,四周用马赛克精心镶嵌而成,分为“战争”与“和平”两个场景。图中显示的是“和平”场景。

在美洲,我们也可以追踪到类似的从村庄发展到城市、国家的模式,但能证明这两种变化的证据出现得更晚。尽管早在公元前2000年,大型部落和强力领导者就已经出现在中美洲的奥尔梅克地区(Olmecs,墨西哥南部的海湾地区),但考古学家们仍旧相信,美洲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国家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瓦哈卡河谷(Oaxaca Valley)以及更南部的玛雅文明的核心腹地。在安第斯地区也是如此,国家大小的社群,如莫契文明(The Moche Culture),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末期。

农耕文明

随着人口增长以及物质、文化交流将更多的地区连接起来,早期国家形态开始从上述核心区域向周围地区扩展,使财富和权力更加集中。随着国家模式的不断扩张,一些与其紧密相关的制度和实践也逐步固定下来,我们称之为“农耕文明”。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农耕文明的扩张都反映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城市不过是人类社群中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罢了。而国家则是大型、强制性的权力组织,是管理并护卫城市规模的社区所必需的。当然,国家也依赖城市和内陆地区聚集的大量财富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使用武力募集财富的方式最初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后来这种掠夺变得更加制度化,我们称之为“征税”。管理大量财富需要新型的政权模式和财务制度。事实上,在所有新兴国家,文字最早都是作为一种记载追踪财富去向的技术出现的。甚至在没有出现完整书写系统的印加古国,统治者们也发明了一种类似结绳记事的系统进行财务管理。

护卫大量高度集中的财富并维持城市间及城邦(自治城邦包含城市及其附属领地)间秩序需要军队的参与。在苏美尔及其他地区,入侵的军队可能建立了第一批国家,且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国家都热衷于参与战争。同样,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们也会参与那些有助于维持其统治权力的仪式性活动。他们会组织奢华展览以炫耀财富,其中常常包含用活人献祭;他们会建造宫殿、寺庙和祭奠死者的纪念塔,如金字塔或庙塔(一种类似金字塔的寺庙建筑,尖顶,外部有楼梯,顶层设有神坛)。这些设计复杂的建筑旨在提升当地统治者、他们治下的城市以及他们膜拜的神灵的威望。

帝制国家

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城邦之间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并逐渐融合,国家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在独裁者掌控的众多城镇区域内形成了帝国体制。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Sargon of Akkad,统治期约为公元前2334—前2284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北部建立了可能是全球第一个的帝制国家。到公元前2000年中期,商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已经在中国北方创建了帝国。

这类国家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规模的扩大,他们通过地方统治者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征税和管辖的区域。交通与通信条件的改善——如公元前2000年在非洲——亚欧大陆出现的轮式车辆——延伸了城邦及其官员和军队所能到达的范围。

然而,帝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其势力范围,因为商人将各国连为一体,构建了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庞大网络。事实上,有专家说早在公元前2000年,连接中国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已经创造了泛亚欧的单一贸易体系。

尽管这些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社群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也应当牢记他们权势的局限性。只要公民足额缴税并在需要时承担徭役,就没有多少农业国家真正关心民众生活。主要城市以外的法律与秩序常常交由地方统治者或贵族来维持。广袤的疆土仍在帝国统治者的直接掌控之外。据学者们估算,公元前1000年早期,国家控制的领域不超过当今各国领土面积的2%。在此弹丸之地以外,是世界大多数人口居住之地,还有采集狩猎者、自耕农和牧民等更分散的小型社群。

虽然农耕文明常常将这些外邦群体视为野蛮人,但他们在提供创新源泉和联系农耕文明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亚欧大陆的草原牧民传播了宗教理念和冶金文化,在中国、印度与地中海国家之间运输了货物。他们可能首创了农耕文明中的某些军事和交通技术,例如轮式战车。这段时期最具有创新意义的航海技术出现在西太平洋地区,那里的拉皮塔民族利用巨大的双重壳体独木舟,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来到新几内亚至斐济、汤加的大片区域内定居。

思想实验

在21世纪,肆无忌惮的炫富——豪宅、奇珍异宝,诸如此类——仍然是展示巨大财富的一种方式。你认为一百年后会怎样展示财富?炫耀财富会不会招致不满?或许我们应当通过赠送物品的方式来展示财富,正如美洲原住民的赠礼仪式那样。毕竟,比尔·盖茨正忙着赠送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呢。(哇,真不少!)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建造于公元前1754年左右,现存于法国卢浮宫。汉谟拉比是巴比伦的第六位国王,统治着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该法典向人们揭示了早期人类帝国的法制规范与秩序。正文包括282条法律,详细规定了帝国的刑事、民事、贸易、审判等领域的制度。

两尊阿布广场寺(Square Temple of Abu)的信徒雕像,制作于约公元前2700年。广场寺位于苏美尔的埃什南纳,这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城邦,也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雕塑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城市居民的风貌,贝壳贴的大眼睛尤其引人注目。

城邦在数量、规模及势力上的长期增长,不仅反映了治国之道和战争方面的创新,也反映了整个农耕时代持续的人口增长。我们的统计数据含糊不清,精准性欠佳,但至少从长远来看,农耕地区的人口增长比其他地方更快。当然,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农耕时代早期快。尤其在城市中,那里卫生条件恶劣,空气差,水质污浊,人口死亡率相当高。尽管城市有更好的机遇,但相对于乡村来说,更容易使人丧命。

人口增长也因为周期性人口萎缩而减缓。疾病蔓延至缺乏免疫力的人口居住区是造成这种萎缩的部分原因,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了整个文明的生产基础也是原因之一。临近公元前3000年末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人口骤降,很可能就是由于过度灌溉造成的,因为这会使土壤盐分过高,造成农作物产量减少。考古学家能通过大麦这种相比小麦抗盐性更强的谷物的日渐广泛的使用,来追溯公元前2000年晚期的土壤盐渍化过程。

农业、城市与帝国

公元前500—1000年

在公元前500年至1000年这一段时间里,多数始于公元前3000年之后的长期趋势都得以延续。随着世界各国人口增多(尽管这个时间段的中期进展缓慢),国家势力、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交换网络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随着农业发展,城市乃至国家出现在曾属于偏远地区的欧洲西北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印度及中国南方。农耕文明逐渐侵入采集狩猎者、自耕农和牧民聚居区。南北美洲也经历了类似的进程,只不过时间上滞后了近2 000年。

非洲——亚欧大陆

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现称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标志着国家势力的显著扩张。因为该王朝掌控的区域达到其过往朝代最大疆域面积的5倍。在此后的1 500年里,类似规模的帝国被称为标准的帝国,其中包括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6—220年),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公元前27—395年),以及印度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前188年)。阿拔斯王朝从749年或750年开始统治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在1258年崩溃),控制区域略大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面积。

帝国间的交往也非常频繁。居鲁士二世,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开创者,曾在公元前6世纪侵略过现在中亚的局部地区。当中国的汉武帝400年后再次侵入相同地区时,地中海沿岸国家与东亚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紧密了,他们将整个亚欧大陆融合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系。

不断延伸的政治、商业和知识交流网络可以诠释这一时代另一重大发展:宗教传统的涌现遍布全球各地,形成最初的世界宗教。早期的宗教传统通常要求特定社会或地区群体的效忠,而世界宗教宣称表达普遍真理并代表全能神灵,这反映了帝国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调和广大区域内不同民族信仰的需求。

第一个世界宗教很可能是拜火教,其创始人可能来自公元前6世纪的中亚,大致是居鲁士二世创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时间。而在印度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和疆域扩张期之后不久,佛教在印度北部诞生了。佛教在公元1000年初期出现重要发展,这段时期它开始传播到中亚、中国及东南亚。基督教的影响力在罗马帝国时期扩大,直至公元4世纪,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成为官方宗教。

“罗马军团跨过舟桥”,图像来自图拉真的纪功柱。图拉真柱为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所立,以纪念他胜利征服达西亚。公元2世纪,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实行向外扩张政策的强盛时期。

佛教和基督教都成功传播到中亚并最终传入中国,但只有佛教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创始于公元7世纪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教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传播到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初的传播者是征战的军队,随后又被穆斯林传教士和被称为“苏菲派”的信徒传播至其他地方。

带来第一批世界宗教的社会力量同样也激励了哲学和科学雏形的诞生,这是人们对现实进行总结概括的早期尝试。尽管这些理念通常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密切相关,它们也体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天文和数学传统以及印度北部和中国的哲学传统中。

美洲

在南北美洲,政治体制也在规模、军事实力、文化和商业范围等方面获得纵深发展。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复杂的城邦体制与初创的帝国出现在中美洲。处于鼎盛时期的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án),拥有逾10万人口,控制着跨越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贸易网络。但我们不确定该城市是否直接控制其他城市乃至国家。

再向南,玛雅文明由大量的区域国家构成,其中一些国家至少短时间控制过他们的邻国。然而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期间,这两种强大的体系均走向崩溃。正如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初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这种体系的崩溃可能是因为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

但是,就如同苏美尔的政治传统最终被巴比伦和亚述采纳一样,中美洲的特奥蒂瓦坎城和玛雅人的政治传统为农耕时代下一时期更强大的帝国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城市和国家也开始出现。第一个可能是秘鲁北部的莫切王国,它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兴盛了近800年。与特奥蒂瓦坎城一样,莫切王国也影响了一大片区域,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该国对其他城市和国家具有多大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类似的国家实体也出现在更加偏南的地区,即当今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的喀喀湖附近的陆地区域。

思想实验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宗教。但迄今为止,美国一直盛行基督教。你在自己的社区见到过更多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吗?如果没有,请在线搜索词组“佛教寺庙”或“清真寺”,并添加你所居住的城镇或城市名,你可能会对搜索结果大吃一惊。众多族群已经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但这些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信奉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和传统。对于其他宗教,如佛教和伊斯兰教来说,要被21世纪的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是否还需要更多时间?

其他地区的扩张

在农耕文明以外的地带,人口增长也产生了新的阶层结构。在亚欧大陆人烟稀少的草原地带,游牧部落开始组成大型的移动联盟,劫掠邻近的农业地区并征税。

在中亚蒙古地区,匈奴人于公元前2世纪创立了一个大帝国。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出现,鼎盛时期的突厥汗国疆域从蒙古地区延伸至黑海。在太平洋沿线,来自斐济附近的岛屿移民开始定居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零散地分布于太平洋中东部区域。夏威夷岛与遥远的复活节岛直到公元600年才有人移居,而新西兰更是在公元1000年后的某段时间才有人居住,大概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后一块定居地。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居住着农耕民族,在包括汤加和夏威夷在内的部分区域,人口增长为权力阶层的诞生创造了先决条件。

最后,连农业文明很少影响到的地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北美洲,随着玉米栽培技术缓慢向北推广,大量的农业或半农业社会群落开始形成,比如著名的“阿纳萨齐人”(Anasazi)或者“古普韦布洛人”(Ancient Pueblo People,分布于科罗拉多高原,即今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交汇处)。在北美洲东部地区,农耕社群出现在诸如俄亥俄河谷这类区域,人们在这里栽培向日葵等本地植物。甚至连澳大利亚的采集狩猎部落也强化生产,开始在人口稠密地区定居,尤其是在海岸线上。

现代革命前夕的农业社会

1000—1750

农耕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从1000年至1750年,前期的历史趋势得以延续,但是根本性的变化也暗示着现代化社会变革即将到来。

农耕文明传播到以往边缘化的区域,例如北美洲、非洲南部、中国西部地区。迁移的农民通常在都市商人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下移居到新地域。尽管亚欧大部分地区14世纪遭遇黑死病(鼠疫),美洲16世纪遭遇欧洲带来的疾病(如天花),导致人口急剧下降,但世界人口总数仍维持增长态势。美洲地区16世纪的经济崩溃和人口骤降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美洲原住民人口可能在哥伦布之后的16世纪下降了约50%—90%。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亚欧大陆移民的到来、牲畜和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以及后续耕地面积的扩充,人口数量得以弥补。

在农业、武器、运输(尤其是海运)和工业领域,通过平稳地提升平均生产率和巩固国家政权,连续的稳定创新举措维系了经济增长态势。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000年的1 200亿美元左右(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测算)上升至1820年的近7 000亿美元。

全球网络的诞生

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世界主要地区在16世纪实现了统一。在此基础上,第一个全球交换网络诞生了。它将数千年来从未来往过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形成商业和知识协同,为现代世界的兴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非洲——亚欧大陆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千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日渐广泛而密切的国际交往。维京掠夺者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中亚、地中海、西欧海岸沿线乃至遥远的冰岛和格陵兰岛。公元1000年,他们甚至在加拿大的纽芬兰岛建立了短期的殖民地。

13世纪早期蒙古大规模的征战,缔造了从中国东北延伸到地中海的广袤区域内的相对和平。同时,在他们的保护下,丝绸之路的商队路线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获得蓬勃发展。海上航线同样活跃,从地中海经南亚和东南亚到中国进行货物互换,业已成为常规路线。15世纪早期,明朝皇帝派遣庞大的中国船队,由回族将领郑和统率,连续几次航行至西方,其中部分航程到达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部地区。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的“工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接踵而至的荷兰和英国,占领了全球重要的贸易口岸。控制全球贸易网络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关于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会习俗的信息。

地处亚欧核心地带的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权,在11世纪晚期先由阿拔斯王朝这一伊斯兰帝国掌握,随后被蒙古人据为己有,这促进了技术、商品以及宗教文化传统在亚欧大陆范围内的广泛交流。

在美洲大陆,谈到第一批帝制国家的涌现,最成功、最著名的案例当数建立在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基础上的阿兹特克帝国,以及建立在秘鲁库斯科城基础之上的印加帝国。它们是最初的美洲政体(政治组织),其职能是对大面积区域实施政治和军事管控。

然而,小型的高度商业化的西欧非帝制国家,最终通过建立全球海上运输网络将零碎的世界农耕地区连接起来。公元第一个千年内,第一批国家在西欧建立,因为这片区域已被并入罗马帝国的商业和文化圈。公元9世纪,查理曼大帝和他的继任者试图在西欧重建罗马帝国。他们的失败尝试正好说明欧洲是一个中型国家竞争激烈的地区。由于这类国家相比大型帝国,如阿拔斯王朝或唐朝(618—907)而言,课税基础更加有限,所以他们必须寻找替代性收入来源(包括贸易收入)以便在恶性战争中生存,这已成为地区准则。

一位佚名葡萄牙绘图家绘制的1502年世界地图,展现了当时人们心目中世界的样子。图中欧洲和非洲的地理信息已经相当准确,而亚洲与美洲则非常简略。在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海图是紧俏商品,而且因为不断有新的地理发现,海图每隔几年就需要更新一次。地理大发现时代极大地拓展了欧洲人的空间视野,整个人类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

无怪乎掠夺成性、穷兵黩武的贸易国传统就此形成。欧洲国家因受阻于地中海东部,希望寻求新渠道争夺南亚和东亚的广大市场。其探索过程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强力支持,最终在此种鼓励下,由葡萄牙人带领欧洲商队驾驶小巧灵活且全副武装的舰船完成了环球航行。相比起初投入的金钱和资源而言,欧洲国家通过介入东南亚庞大贸易体系所侵占的利润,以及通过征服中南美洲的几大文明所获取的更加可观的收益,其回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全球贸易网络的冲击

美洲和欧洲是最先在新全球贸易体系下经历深刻变革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东部,欧洲国家的侵袭影响力有限,仅仅维持了一个世纪多一点。葡萄牙和西班牙军舰,以及一百年后接踵而至的荷兰和英国舰船,占领了重要的贸易口岸,干预当地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但他们对区域的主要政治体影响很小。

在南北美洲,欧洲的新型武器、传统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解体,外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环,即亚欧病原体诸如天花病毒的作用,击垮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让西班牙政府攫取了贸易货物和贵金属等意外横财,也为横跨大西洋的第一个帝国提供了资助。正如我们所见,欧洲疾病在美洲的毁灭性极强,因为大多数当地人对这些已经在非洲——亚欧大陆蔓延数百年的疾病缺乏免疫力。

控制全球贸易网络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关于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会习俗的信息。这些欧洲知识分子触手可及的新信息洪流,对于打破常规、催生质疑和创新性思维方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与所谓的科学革命紧密相关。欧洲思想家在受到新知识洪流的冲击后,脱离了旧观念的束缚,不得不重新审视万事万物,并不断试验新的观念。

思想实验

虽然大规模流行病,如黑死病和天花,重创了当时的世界人口,但是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性疾病危机。这是由什么疾病造成的呢?你注意到它的存在了吗?仅在1981年至2001年期间,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病毒的致死率已超越人类史上所有其他疾病。尽管世界各地都有经济、社会和医疗方案来治疗和控制艾滋病,但该流行病仍然远远没有结束。艾滋病在我们有生之年被攻克的概率有多大呢?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完全免受首个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南北美洲与非洲——亚欧大陆间的货物交换,刺激了后者整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随着玉米、木薯与马铃薯这类农作物传播到中国、欧洲与非洲,它们在这些地方要么增补了现有的作物种类,要么使得人们得以开垦不适宜其他作物生长的土地。美洲大量的白银资源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尤其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中国政府逐渐要求以白银支付税款,这样,白银不断流入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经济体。新型瘾品如烟草与古柯叶首次出现在非洲——亚欧消费市场,而像茶叶这类传统瘾品,流通范围则变得更加广泛,从而刺激了从伊斯坦布尔到墨西哥城的广大城市消费者的需求。

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如果将世界划分为分散的区域,欧洲可能仅仅是非洲——亚欧大陆的一个边缘地带。亚欧贸易网络的中枢位于地处中东地区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在这个诞生于16世纪的全球一体化体系中,欧洲国家认为他们处于一个空前庞大且最具活力的贸易网络的中心。流动在这些网络上的巨大财富流和信息流将改写欧洲以及大西洋地区在世界史中的作用和意义,最终还将改变整个世界。

世界史中的农耕时代

农业技术的引进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人口数量,并激发了创新。这些进步解释了为何农耕时代比采集狩猎时代的变化更加迅速。然而,更庞大、更密集的社群带来了新的问题,要通过形成庞大的、被称为“国家”“帝国”“文明”的结构层次才能得到解决。

随着家族和家庭成员发觉他们融入了国家、区域和市场,并受其中力量的制约,人类社群的性质在这些结构层次中发生了改变。更大区域和更多社群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商品交换促进了农耕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及战争武器方面的许多细微进展。尽管农耕时代的创新速度比采集狩猎时代快得多,但仍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何以更小的尺度来看,对大多数统治者及其臣民而言,农耕时代典型的变化节奏是循环性、周期性的。

罗马帝国灭亡后,君士坦丁堡一度成为地中海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心。它扼住亚非欧交通的咽喉要道,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拜占庭帝国衰落后,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地位逐渐衰落。到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贸易网络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近代世界建立在农耕时代的人口、资源与信息缓慢积累的基础上,但创新速度的大幅提升,为人类生活方式的另一种根本性变革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清明上河图》呈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北宋在当时世界贸易网络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丝绸之路被西夏阻断,北宋开始发展海上贸易。北宋的铜钱成为国际货币,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地中海世界。

在人类史的三个主要时代中,近现代是最短暂但也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采集狩猎时代的持续时间超过20万年,农耕时代持续了大约1万年,而近现代仅仅持续了250年。这个短暂时代的变革也比以往更为迅速和彻底。

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人类历史中人口总和的20%都生活在这两个半世纪。近现代在上述三个时代中的互联性最高。相比过往新观念和新科技需要数千年才能传遍全球,如今来自五大洲的人们能够轻松地交流,如同大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历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现在我们假设近现代始于1750年左右。然而它深深扎根于农耕时代,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其起始时间为1500年,甚至更早。确定近现代的起止时间十分棘手,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结束于20世纪,我们现在生活在与“近现代”时期截然不同的“后现代”时期。近现代的许多特征延续至今,还会在将来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因此,将我们所处的时代视为近现代的一部分更加合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近现代结束的确切时间,也无法如愿以偿地看清它的总体轮廓。

无法将近现代作为整体来对待,让我们难以明确其主要特征,也说明了我们刻意使用“近现代”这一模糊称谓是有道理的。目前人们划分近现代的要素(定义特征)似乎是创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新技术增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掌控力,并且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反过来改变了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传统、医疗和人口老龄化模式,以及社会和政治关系。

近现代向世界历史学家提出了鲜明的挑战。我们距离近现代太近,无法清楚客观地加以审视;我们掌握的信息量太大,难以从细节中分辨出趋势;变化比以往更加频繁,且遍布全球各地。接下来,应该尝试在世界历史学家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连贯的概述。

近现代的主要特征和趋势

近现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量统计数据,让人们第一次能够量化众多显著的变迁。

人口增长和生产力提高

尽管在20世纪晚期,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近现代仍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750年至2000年间,世界人口从7.7亿左右增加到近60亿,在250年里数量增长至过去的近8倍。这种增长态势相当于每年人口增长0.8%,大约每85年人口会翻一番(相比而言,农耕时代人口翻倍时间估计为1 400年,采集狩猎时代的翻倍时间长达8 000年至9 000年)。劳动生产力的空前提高让人口数量增长至8倍成为可能。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在170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90倍以上,连人均生产量也提高了9倍。

劳动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是近现代史上所有最重大变化的原因所在。生产力提高的部分原因是新技术的发现和推广。例如在农业领域,得益于轮作技术的改善、灌溉技术的加强、人工肥料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并驾齐驱。

其他原因还包括人类学会开发利用新能源。采集狩猎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3 000多千卡的能量,仅够维持人体的合理健康状态。农耕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12 000千卡的能量,当时最强劲的可用动力是家畜或风力船。到了近现代,人类已经学会从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提取能源,甚至利用存储在原子核中的能量。如今,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支配230 000千卡的能量,这一数据是农耕时代的20倍。(相当于每天吃近1 000块糖获取的能量!)飞机、火箭与核能的时代取代了马、牛与柴火的时代。

城镇扩展

人口增长带动了人类社区平均规模的扩大。在1500年,全球只有约50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还没有居民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到2000年,数千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约411个城市居民人口超过100万,其中41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

农耕时代,大多数人劳动、生活在乡村;到了20世纪末期,近5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5 000人以上的社区。村落数量的急速下降标志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与农耕时代一样,随着社区规模的日益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首先是雇佣模式的变化。在农耕世界中,大多数人是小农;如今,大部分人依靠不同职业赚取薪水养活自己。

1500年的世界十大城市

以下是追溯至1500年,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排名情况和人口数量。在约500年后,依然有两个城市保留在这份十大城市名单中,尽管人口数量已经截然不同,它们分别是北京与伊斯坦布尔。

来源:Chandler,T.(1987). 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 An historical Census by Tertius Chandler. Lampeter,UK:St.David's University Press.

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创新改变了社群与地区间的关系。19世纪以前,人们的旅行速度快不过马蹄(或是快速帆船)。杰斐逊总统在1809年离任时,还曾骑马回弗吉尼亚老家蒙蒂塞洛的庄园。传递书信最快捷的方式是使用依靠国家资助的驿马快递系统。而如今信息即刻就能传遍全球,易腐物品在几小时或者数天之内就可以从世界一端运输到另一端。

日益复杂和强大的政府

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们之间互相联系的加强,更加复杂的管理方式势在必行,这是政府体制变革的原因。前现代的政府满足于关注战争和税务,让他们的民众几乎毫无拘束地自由谋生;但现代国家面临的管理任务更加错综复杂,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调节和管控管辖范围内民众的生活。

现代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是现代革命最重要的产物之一。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它让政府机构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更加贴近其统治的广大群体的需求和能力。民族主义这种公民对政府在情感和理智上的密切认同,是政府与其统治下的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另一个产物。

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表明现代政府越来越不愿意依靠武力实现自身意愿,相比农耕时代的统治者,现代政府更多地使用行政和强制权力。农耕时代的政府从未尝试掌控子民的出生、死亡与收入数据,或是实施义务教育,而现代政府将这些重任视为日常事务。现代国家甚至能比农耕时代最大的帝国更有效和更大规模地使用暴力。18世纪的大炮可以摧毁一座房屋或杀死一群士兵;现代核武器则可以毁灭整个城市,伤亡数百万人,多种核武器一起使用可以在数小时之内终结人类历史。

权力在本质上的一个微妙变化,在于现代国家日益依赖商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而不是生硬的高压政治。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势力范围内社会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以至于现代政府必须充当有效的经济管理者。更多民主政府体制的建立、奴隶制重要性的降低、20世纪欧洲帝国的终结、1991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以及1990年和1991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均反映出当权者越来越意识到:熟练的经济管理方式比农耕时代典型的粗暴的、具有强迫性的统治策略,更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两幅图对比显示了近现代城镇的沿革。左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市地图,创作于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原是荷兰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岛屿曼哈顿,后来改称纽约。右图是工业化后期曼哈顿的城市俯瞰图,大致延续了左图的城市规划格局。

美国建国初期,选举权受到财产、种族、性别等多种限制,主要是成年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特权。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普通民众要求普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图为1851年密苏里乡村选举的场景。

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虽然财富积累速度空前加快,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加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结果显示,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非洲国家人均值的3倍;截至1998年,这项比率上升至近20倍。但是,现代技术产生的部分效益得到了更广泛的分享。粮食生产供应情况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知识的增长、疫苗接种(19世纪)和抗生素(20世纪)的推广使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以下事实: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婴幼儿期死亡率控制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致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翻了一倍还多,从1820年的约26岁上升到20世纪末的66岁左右。这些成果虽未普及,但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女性享有更多机遇

世界许多地区已经重构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新能源淡化了雇佣关系里体力的重要性;新式避孕方法赋予男女在生育上更多的选择权;新技术,如用奶瓶喂养,允许父母更轻松地分担照料婴儿的重任;婴儿死亡率降低和新型社会化养老,减轻了为了养老而生育多个子女的压力;最后,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为女性和男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妇女与传统的育儿者的角色不再紧密相关,这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

不过,性别不平等观念即使在深受现代革命影响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即便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女性的平均薪资水平都落后于男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2016年,接受计时工资的工人中,女性的时薪中位数仅占男性时薪中位数的87%;在全职蓝领和工薪族中,女性周薪中位数占男性周薪中位数的75.4%;1992年女性年薪中位数占男性年薪中位数的82%。

前现代生活方式的消亡

现代革命最终摧毁了前现代生活方式。直至20世纪,独立的采集狩猎部落仍存在于世界各地。但在20世纪末期,采集狩猎者无一生活在现代国家之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被强行带进了现代世界。

农业耕作,这一贯穿农耕时代大多数人类成员的生活方式逐渐走向没落,因为小型农户无法与大型机械化生产的农场或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商业化农户竞争。20世纪末,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耕作方式已经消失。即便是在其幸存地——如东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方式也正在衰落。这些变化趋势标志着形成于人类历史早期并随后盛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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